徐舟认为，实际操作中，两法分立和并行的现状，导致二者适用常常出现冲突。首先是对采购人有很大影响。一个采购项目，到底是执行《政府采购法》还是《招标投标法》？还是两法都要执行？如果是典型的货物、服务或者工程项目还好判断，但由于工程本身就是货物和服务的组合，以及招标投标法体系对工程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展，再加上实践中“工程”概念的泛化，诸如信息系统工程、医疗救治工程、希望工程、民生工程等，导致许多处于模糊地带的采购项目，采购人难以判断到底适用哪部法律。

其次是对供应商有影响。供应商同样在两部法律之间无所适从的问题。第一，由于“两法”交易规则不尽一致，同一种行为可能在政府采购法体系属于违法行为，而在招标投标法体系则未必，反之亦然。第二，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质疑投诉，向哪个部门去投诉。第三，由于“两法”在供应商救济机制和监管体制方面的差异，同一采购项目适用不同法律体系，最终的结果、供应商得到实质性救济的机会也不一样。所以，从政府采购两个最直接的当事人的角度看，“两法”分立肯定给他们带来很多不便。

此外，从促进公平竞争、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看，“两法”在交易规则方面的宽严程度也不一样，包括采购需求管理、资格条件设定、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的执法尺度、评审因素的客观性等。在招标投标法体系，设定资格条件等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容的，采购人可以通过一些资格条件把一些投标人排除。但是政府采购法体系比较严格，除法定基本条件和与采购项目相关的行政许可外，不允许采购人设置过多的门槛，在先明确采购需求后竞争报价、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、评审因素细化量化要求等方面也更为严格，特别是从政府采购指导案例和一些投诉处理案例来看，执法的尺度相当严格。

“综合国内情况来说，不管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，还是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，业界有识之士对‘两法’合一的呼声不绝于耳。从国际上情况来看，我国在加入GPA谈判时，有参加方认为我国《政府采购法》与《招标投标法》并行，而且‘两法’在适用范围上存在冲突，表示难以理解。”徐舟认为，“这种局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国最早引入的是招标投标机制，后来才了解到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的一种实现方式。所以先有《招标投标法》，后有《政府采购法》。”

在徐舟看来，当前，《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招标投标法》都已启动大修，协调统一“两法”的机会窗口得以呈现。但是现在从《招标投标法》修订征求意见稿来看，“两法”不协调的方面不是减少了，而是更多了。

一是在适用范围上，在“放管服”大背景下，强制招标范围主要是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，这与修订中的政府采购范围将进一步趋同。招标投标法跟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的重合度越来越高，将进一步加剧“两法”的矛盾。

二是在管理链条上，招标投标法从原先单纯的合同订立程序开始前伸后延，前端延伸到采购需求管理，后端延伸到合同和履约验收管理，再加上招标投标法还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监督体制，在管理链条上招标投标跟政府采购重叠度也越来越高。

三是在采购方式上，招标投标法规范的不再是单一的招标方式，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通过引入谈判程序和多阶段程序等，突破了招标投标一次性报价这一特征，事实上成为了多种采购方式的综合体，采购方式与政府采购法重合度越来越高，这也将进一步加剧“两法”的冲突和市场主体的无所适从。

“《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招标投标法》的‘相似度’越来越高，促进‘两法’融合，实现制度和规则统一是国家法制统一、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，是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统一、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，包括采购交易规则的统一、供应商救济规则的统一等。”徐舟强调。